《明赠文林郎广东廉州府钦州灵山县滨江陈公暨太孺人曾氏墓志铭》考探
2004年11月10日，在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庄田格山明代古墓中，出土《明赠文林郎广东廉州府钦州灵山县滨江陈公暨太孺人曾氏墓志铭》（以下述简称《墓志铭》）。它是墓主人陈浩（1515——1582年）和太孺人曾氏（1520——1613年）的合葬墓。出土墓志铭三块①（65×35×3cm），铭文稍许破损外，绝大多数完好，字迹清晰娟秀，有3200字左右。它志载葛上村陈氏之源流及墓主的宗族世系，其中有关于明代地方史料、文化、经济、礼仪习俗诸多方面的记实，遗物的本身是最好的证据，尤有一定的研考价值。
大凡一支族群聚集卜居、生息繁衍，总是随遇而安的。继而人丁兴旺、子孙繁荣、枝叶茂盛。为了扩大生机，又择地迁播，去寻找更大（新的）生存空间。但木本水源，支分源一。出土的《墓志铭》，它记录其中一支入闽陈氏族人分衍的路线图，使人仿佛看见宗人生息的踪影，听见他们徒涉的脚步声，引导后人去追寻其历史之足迹。
葛上陈氏是惠安的大姓之一。众所周知的文革时破四旧原因，族谱被焚为灰烬，致使族人源流世系中断，只剩老辈口耳传说，言吾先人从晋江涵口迁来，但缺乏资料文献的凭证。原谱既失，续谱无存，世代之湮无从考矣！但沧海必有遗珠。此次发现尘封近五百年的墓志铭，令人惊喜地从史海钩沉中，找到陈氏家族之宗源，发现许多珍贵的宗族史料。《墓志铭》赫然明白写上：“先人晋江人六世祖孟甫公迁惠安之葛酱村（今葛上）┄┄”，这证实老人传言准确无误，使多年追寻这支陈氏先人迁徒、卜居、生息、繁衍的艰难历程，唯独欠缺中断的葛上陈氏这一支重要环节，于今终有正果。
笔者为寻根探祖，早年曾到过莆田涵江之西亭，还曾先后三次往晋江涵口做调查。观阅《蒋德璟予涵江（口）谱》序中记，“余涵江之陈氏是颍川籍改闽之兴郡莆邑涵头”，“晋安诸陈最繁，诸陈有别之涵口之陈，派出固始，自唐季闽，世家出青阳山，至元延佑迁涵口，遂为涵口破荒始基之祖公”。谱序记述源与流，还进一步说明这一支入闽陈氏族群有别其余繁多的陈氏族人。从晋江涵口陈氏宗祠大门楹联，也可证实。其联：“分谱出莆田历青阳居涵江相变定基角趾雏麟绵世泽；开科由太守在理学继忠谏先后济美簪缨孺鹊行宗风”。
综上所述，证实这一支陈氏族人入闽时间在唐朝未期，始迁地由河南光州固始入闽居莆田之涵头。宋朝至元年间，从涵江迁居晋江青阳山，始祖念五公隐逸，至碧溪公时，缘外岳官是涵口谢天官讳许公之婿，因而于淳佑年间（1241——1253年），迁籍涵口村。此一支陈氏族人迁徙历程：固始——莆田（涵头）——青阳山——涵口——涵口是这支陈氏的发祥地。
晋江涵口陈氏“六世祖孟甫公迁惠安之葛酱村，孟甫生景玉，景玉生克让，克让生希德，希德生学良”（一世孟甫——二世景玉——三世克让——四世希德——五世学良）；而《墓志铭》的主人浩（六世）、其子文溪、文选（七世）、其孙家栋、家标、家楹（八世）、其曾孙廷琛等十人（九世）。这一珍贵宗族史料的发现，弥补族谱焚毁后世系之空白。《墓志铭》这一记载，使葛上族人流有源，木有本，又使陈氏先人中断的迁徙路线重新续连，这是承上启下的发现，使族人世系又源远流长。葛上陈氏族人中一支（传说三房）②分迁至洛阳镇陈埭头定居，分立宗祠，观其祠堂门联：“锦里聚族地气钟灵鹿鸣宴英雄已岁同登虎榜；葛上分支克绳祖宇称名官司谕学一时政教宪鸿猷”。下联书“葛上分支”字是分迁之佐证。陈埭头之二世五房公又迁居南安霞宅村，其村族谱有志载。霞宅陈氏中一支又分至惠安虎窟、下公山村。于此，这族陈氏下衍迁居轨迹：葛上——陈埭头——霞宅——虎窟、下公山。葛上是承接之地。历史之留痕，跃然呈现在眼前。当然，族人繁荣昌炽，瓜瓞绵绵，纵横交错，分支林林总总，散居各地，海内域外，均有后裔。
一个宗族群体，人丁世代相传，一脉相承，一本同根，其门第世系繁多，但都以同一的血缘为纽带，它们视祖先、宗祠和谱牒是至高无上的，族人十分重视其源流、列宗 列祖、辈分（字匀）这些共同的标志，体现其归属观念和同源意识。《墓志铭》的发现，填补葛上宗源一环，也承接血缘相传之宗脉，为研究宗族史谱牒提供重要佐证。
明初，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，在福建浙江等处流窜作恶，他们每到一处，抢劫财物，奸淫烧杀，十分残酷，造成社会动荡不安，百姓深受其害。特别在嘉靖年间，倭寇猖厥无以复加。据《惠安县志》载：“洪武三年六月，倭寇骚扰惠邑”。又载：“嘉靖四十三年，倭寇又侵扰惠邑”，史志记载简略，因为对一地区甚于一个县来说，都不足以记录，但对一个村族而言，却值得大书特书。发现的《墓志铭》，详细记录东夷倭贼屡次侵犯葛上村的事实，这一史料的出现，填补方志粗漏，为县志提供可靠的诠注和补充。历史上倭寇之骚扰，近代日寇的侵略，对中华民族巨大伤害，又拒不认罪的态度，表示极大愤慨！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以史为镜，不忘国耻。
葛上村在惠邑南部，家固濒海，地处海边，水上交通方便，自村西出后蔡海，经白奇，便入东海，出入便捷，为倭匪抢虏烧杀有机可乘之地。嘉靖季未的一个夜晚，“ 贼自海外来泊近地”。待到三更之时，隐伏的倭寇持刀下船，“蜂涌进村”，听狗吠鸡叫，人声嘶喊，倭“贼俘人”。寇匪突然袭击，村民措手不及，遭受严重损失，“朝入而贼暮俘人”，关押在船中，驾驭出海。然后通过奸人传话，若要赎人回家，每人要交“约金三千”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乡人为救亲人，东借西贷。赎人返家；穷苦人家，告债无门，亲人惨遭杀戮，家破人亡，倭寇在葛上犯下滔天罪恶。
哪里有压迫就会有反抗，对为非作歹的倭寇，富有斗争精神的葛上人，大家同商共议，组织起来，保卫家乡。他们白天放哨，夜晚巡逻，时刻准备痛击来犯之敌。又有一次，敌人来了，“寇夜阑入仓”，巡逻队立即发觉，钟声敲响，锣声叫鸣，全村青壮男女齐出动，手拿持大刀、长枪和铁木棍，汇集一起。长老号令，分兵冲向贼人，进行搏杀，“时屋守焦土，结坛露祷脊，墙圮坛自移”，这些打杀场面的记叙，足见攻防斗争之剧烈，百姓人多势大，倭寇终敌不住，且战且退到船中，落荒而逃。只要团结斗争，一定会胜利，才能家园平安。
在《墓志铭》还记叙一位叫太孺人的英雄行为。她在倭寇面前，不屈不挠，与其斗争，巧计救村民的事迹，读后会令人十分感动。当倭寇进村时，太孺人和数名村人一起匿藏在干水窖中，其上面复敝盖干草。此时，贼人冲入屋里抓人，用“丛梢刺之”，王太孺人生怕众人遭受梢刺伤，又恐暴露目标，她为了保全大家，毅然“独出就缚”、“以脱余人”。贼人见之，把她捆绑起来，恶煞凶神地诘问她，人藏在哪里？太孺人“坚不承且抱且泣”，倭寇拷打她，也坚决不说出人匿的地方；贼人在她头上系重物施压，她仍不屈服。倭寇的威胁刑打得不到什么，就满屋翻箱揭柜找人。这时，太孺人趁机“偷解缚绳”，松绑之后，她机警把照明的“蜡烛匿入灰堆下”，用“泥衣复面”，屋里烛光熄灭，顿时一片漆黑看不见人，贼人生怕有诈变，匆忙溜走。于是，匿藏的众人，“免于难而赖于全者数人”。太孺人为拯救众人，临危挺身而出，与贼斗，真“其智勇也”。真是大无畏的行动，她的事迹没世几百年，于今之发现，乃有可歌可泣的现实意义。
《墓志铭》详细记叙了倭寇进犯葛上村及村民英勇斗争，为地方史研究提供史料，是揭露倭寇罪行的有力铁证。
《墓志铭》作为一种宗族史料文献，受到文史界的青睐，它是重要的资料来源。在文化教育方面，有关于家庭教育和培养人才之实录，浩公“筑家塾于郊西”，开办学堂，“延名师讲习其中”，传道授业，惠及闾里，誉称“海滨邹鲁”。庚辛后，因倭寇骚扰，“避乱侨郡城，米珠薪桂，犹骋大方伯封君惕吾翁，函文数载”。为子孙读书之计，不惜薪财，延请名师教授，此尊师重教之举，其宗族也人才辈出。浩之子文溪，邑庠生；次子文选，万历已卯科解元，官任奉政大夫直隶太平府同知。浩之弟瀚，万历三年贡生，瀚之子文进，明经进仕，官任承德郎湖广永州府通判。孙家标，邑庠生等。陈氏祠堂中，至今还悬挂“文魁”、“解元”、“华英特选”三块匾，还有一对楹联：“父抡贡子抡元父子登科考年则甲戊与辛巳；兄知府弟知州史弟进仕治下太平且永州”。③《惠安县志》载：“兄弟文学，皆有时名”。这是一门四世同堂子孙众多之族，在耕读社会，学而优则仕，是读书当官发财的主要途径。这一传统文化的延续、追求和寄托，至今尚激励着葛上村子孙后代，立为榜样，并以此为荣，在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，解元公诞辰，举行隆重庆祝，设宴、祭祀、演戏，热闹非凡。这是对先人的缅怀，也是一种文化之追溯。
在伦理、礼仪和习俗方面，封建士大夫之封尝、婚丧等宗法体制，《墓志铭》均有涉及，为我们研究明末封建社会地方史，提供资料来源。
明清社会封尝制度，有一定规格。凡子当官，亲则受封荫。文选中解元，初令灵山县，后升太平府同知，其父浩受赠“文林郎广东廉州府钦州灵山知县”；文进以明经进仕，官如皋县令，其父也受封赠。正如《惠安县志》载：“浩因子文选贵，封灵山知县”、“瀚因子文进贵，封如皋知县”。其是子贵父荣，夫贵妻也荣，于时凡担任官职的人，其母和妻子都可以受诰命，妇女受封七阶：一品曰夫人、二品亦夫人、三品曰淑人、四品曰恭人、五品曰宜人、六品曰安人、七品曰孺人。铭中浩之妻封“曾孺人”、之母称“骆太孺人”，文进之妻称“安人”，文选之妻詹氏称“宜人”、奉政由广文升尹灵山奏绩，上封太孺人“冠霞帔拜”一服，她十分珍惜，“夕必浴，隆冬不泼浣濯，缉缀必御髦，年不以人代当”。赠惠尝封，虽是荣誉性，于光宗耀祖，门第生辉，显耀仕大夫的政治背景。封尝之制，也是封建统治者旨在维护其权威和巩固政权的措施之一。
《墓志铭》还记录明代封建士大夫家、亲人殁世时，奔丧、守灵、羹墙一系列葬礼习俗。在封建时代，凡脚履仕途之人，每逢父母之丧，称之“丁忧”或“丁内艰”，必须立即上报朝庭，除官回原籍奔丧，以尽周公制“孝男守孝是应三年四个月”之礼。铭曰：“灵山公寝成疾壬午（1582年）正月初捐馆”，文选恪守礼，以孝为大，辞去直隶奉政大夫太平府同知，不远万里回归奔丧。出殡仪式非常隆重，上颁“龙章宠锡”，十分灿烂辉煌。在河市镇格山营建用糖水拌三合土的双扩大墓（大约四亩地），它背负山，面临水，前平田，称“飞风下田”之风水宝地。墓道两旁，竖立文笔、石羊、石马和石将军各一付。规模壮观，铭曰：朋山之阴马鬃封。孝男文选，持办父丧礼事毕，在灵山公墓旁，“己结一亩宫于侧”结庐守墓行孝，“半庐以羹墙灵山公”，“羹墙”④习俗是坐则见父于墙，食则睹父于羹，表示对已死前辈的追念。
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，殡葬礼仪也改变文明了。古葬制风俗，也只能从有关记载内容了解，河市镇明代古墓，为文史工作者研究明代葬埋习俗提供有价值的考证依据。
在明代封建社会中期，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，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，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。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上航行活动，进行商贸、文化诸方面交流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。沿海地区航运业、制盐、丝绸、茶业、冶炼、陶瓷诸业，尤为突出，业主拥有生产资料（如船、盐坎、茶、作坊……），他们为了发展扩大生产，赚更多钱财，就雇佣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，其两者之间便是主人与雇工、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。
资本经济的发展，金钱交易之变化，也志载在《墓志铭》中可探索，“子母”和“帑贷”的金融借贷形式。据考“子母”即民间高利贷，犹言本利，本金叫母，利息称子。是拥有本金、坐收利钱的剥削方式。“帑贷”指官库所贮藏的钱银，金帛。其袭延发展大抵相当于今的国库、银行，铭中均有述之。
铭中记述倭寇夜袭葛酱村，抢抓走骆孺人等众人，“贼逐以骆孺人去”为人质，放言每人“约金三千”，才能赎人回家。灵山公一家，为了救母亲，举尽鸠金，倾钱家财，还不够还，又借”子母“钱，因贼人要价高，还是不够填寇匪狮子大开口；最后，由灵山公出面，拜求知县大人，获准借“帑贷”，终于把骆孺人赎回，当时当官人都被迫得奔走告债才行演“举家赎母孝轰轰”之义，而穷苦人家，寻常百姓，以何拯救被抓亲人？只有坐以待毙！这便是资本金钱的残酷事实，也是受剥削者、穷人们的无奈和悲哀。
从“子母”“帑贷”中，使人们认识：资本主义初期，金钱之间的交易，客观上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，有进步作用。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阶级对立的出现，贫富差距之扩大，加剧社会矛盾，社会斗争也进入更新的台面。
当然，在考探之中，古时与现代，铭志与传闻，年代久远，也存在差异：
存疑一，在世系中，今葛上人称一世祖为增安公，而铭文写是孟甫公。孟甫与增安，有人认为同一个人，是古人的名、字、号不同的称呼而已，有人认为二人，是先后迁居的人，均为看法，尚无有力资料佐证，伺侍文史者继续考证；存疑二，有关“迁三霞”之说，晋江涵口人传其迁惠邑之地为“三霞”。“三霞”于何方？与葛上有何牵连，仍是个迷。顺便一提，以备忘却。去年河市镇政府为发展经济，在进行开发平整土地之前，一没有在报上刊登迁坟声明，二没有在开发前做文物普查之情况下，于11月10日，挖毁这座明代古墓，文物（官帽、护心镜、手饰、墓志铭等）遭当地百姓哄抢，《泉州晚报》、《海峡都市报》、泉州电视台等媒体均作报道。古墓被毁，陈氏后裔族人强烈抗议，要求当局道歉和恢复重建，此事正交涉中。
总之，《墓志铭》是坟墓最重要的遗物之一，它所记载的宗族史料，透过具体丰富的内容，反映明代区域间社会制度、文化教育、习俗礼仪之现实，为我们研究地方史，提供详实的材料。
备注：①其中下铭是解放前遭盗墓，由村人海戆、乌咀等带回，供放于祠堂。②据根土宗长言传。③下联作者修改补充。④羹墙，“风先哲于羹墙”《论语.卫灵公篇》“孔子教诫子张，君子忠信笃敬，立则见参于前，在舆则见其于衡，应念念不忘，时刻如在眼前。⑤引号“ ”中之句，系墓志铭中原文。